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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途同理:马来西亚关帝崇祀的诸种渊源与形态

发布时间: 2017-12-11 |来源: 中国网《道家文化》 |作者: 王琛发 |责任编辑: 君君

摘要:马来西亚华人的关帝崇拜基本保留了中华关帝文化的定位,重视忠义价值观,并且通过关帝崇祀的神道设教,将信仰落实在具体地区的具体群体之间。关帝文化不仅在马来西亚各地区成为地方华人文化认同的象征之一,其内涵与价值能够在各地落地生根亦意味着渊源于中华的开拓群体是以信仰文化的内容作为原乡文化传承的载体,将异地转化为祖先文化所能覆盖与教化的地区;这也就意味随着信仰文化的落地发展,华人眼中的马来西亚土地不再是开拓过程的陌生之地,而是祖先文化扩展、重建与传承的地球范围。 

只是,关帝信仰原来的“普及”性质一旦落实到各地不同性质的具体群体,则关帝保民、消灾、定险的“保平安”功能也就会趋向多元。当关帝先后走入会党、会馆、行团、关姓族人、刘关张赵联宗、地方性质的庙坛,成为彼等主祀的保护神,所有不同性质的群体都信仰关帝会在冥冥中佑护其成员,但各自对关帝的期待不尽相同,各群体对关帝“保平安”的认识也得趋向要求神灵照顾群体成员的具体集体需要。发展到后,大众也就将关帝视为具备“多元”的保佑功能,兼具保护家宅、物业平安功能的财神。久之,马来西亚各地的关帝崇祀结合着地方历史,会演变出各种地方传奇,也就逐渐从渊源中华的本质衍生出本土化的特征。无论如何,大家心目中的关圣道德模范毕竟是共有的,强调其忠孝仁勇、义薄云天。

一、前言

从大方向来说,海外华人到异域开荒确需依靠神道设教稳定群体。关帝崇拜的盛行,在于神灵信仰有利鼓励信仰者共同归依神灵所代表的文化规范与道德境界,并且信仰神灵会拥有超自然力量去维护此种规范以及其内涵价值观,如此就能通过成员互相以帝君的忠心义气为模范,保障海外重建华人社会的内部秩序,并确保中华传统继续作用在海外建设的新社会。

但是,各地方华人社会在各自的历史进程也会分化出各类群体,这所有群体各自拥有不同的功能,并且有着相应各别宗旨的不同需要,由此演变出各种维护个别小团体利益的社团组织。关帝在南洋广受人们奉祀,也是起源于这些不同群体都在期待关帝,希望成员以神明继续作为巩固互相间凝聚力量的楷模,也期望神灵保护群体的具体需要。

换句话说,南洋华人社会各种社团组织信仰关帝,是为了支持组织内部的道德期许、社会秩序与人事和谐,也是信仰神明在冥冥中会佑护群体大众相对于其他组织的特殊利益。如此一来,当关帝崇拜的现象落实在不同的群体,关帝对各别群体的“保平安”功能是多元的,既是建立在一致的道理上,又是要符合各个群体互有分殊的要求。

二、促进地缘组织异姓同心的凝聚力

在东南亚,主祀关帝的华人同乡会馆比比皆是。以槟榔屿来说,这里在1786年以后由英国经营殖民地港口,成为各国海商出入马六甲海峡与印度洋之间的枢纽,也是华人劳动力与生产品进出邻近各城乡的跳板。至迟在1800年已经在港口边沿成立的增龙会馆和嘉应会馆,都是主祀关帝的同乡组织,1822年成立的惠州馆也是如此。此外,在1827年正式选址建馆的槟城台山宁阳会馆,以及1837年的顺德会馆等,亦是主祀关帝。

槟榔屿各个华人同乡组织主祀关帝的现象并非该市仅有,也是其他市镇的常见现象。这其中,马六甲的惠州会馆原来在1805年建馆,其原貌本是缘于天地会“三房”的“海山公司”,到1844年迁址改名“鹅城馆”(按:惠州雅称“鹅城”),楼上供奉关帝。雪隆以及马六甲的嘉应会馆组织,也都是关帝庙。还有马六甲大埔县人的“茶阳会馆”,到1956年重修也还是在楼上主祀“关帝财神”。在吉隆坡,至今香火最旺盛的关帝庙是1889年建立的广肇会馆,庙宇是会馆建筑的主体建设。

各同乡会馆供奉关帝的因缘各有不同,它们各自根据应时的内部需要开展的活动也就互相有别,可是各会馆显然都是以关帝崇拜作为凝聚力中心,藉着强调关公崇拜建立起成员对会馆的向心力。此中情况,或可从槟榔屿的嘉应会馆、香山会馆和顺德会馆三个例子说明。

以嘉应会馆为例,会馆最初的功能本来是照顾同乡开发异地过程的养生送死,会馆接纳了那些南来的同乡,教导大家认识环境,安排成员到马来半岛内陆工作,还要照顾失业和生病的族人;而同乡选举会馆的负责人,是年年由自愿服务的乡亲在关帝神前掷茭,敬请神明选出担任一年职务的头家和炉主。集体制度是建立在大众对信仰的虔诚,也就有助于减少人事纷争。

再看香山会馆的例子。香山会馆最初在“大咯巷”的馆址,原本是陈姓人家作废的马厩,初到贵地的南来乡亲曾经陆续寄居在此;到1802年,马厩的陈姓主人把地段赠送给乡亲,方才改建会馆,订名“香邑公司”,馆内最初奉承“财帛星君”,后来才改奉关帝,乡人每年在神诞大排筵席庆祝也相沿成为馆例。该会会史提到,目前大伯公街的馆址:“馆中前座设立办事处,中座为议事厅及邑人联欢之用。並安奉关帝神座,为希望本会馆同人办理会务时,均能一本精忠昭日月,义气貫乾坤之先范也。”

至于顺德会馆,它在光绪十一年(公元1885年)“因馆址建筑物建立日久,渐露垣墙破漏,由先贤陈文泰乡亲捐出贰千大元献于会馆作装修粉饰之用,经装修竣工之后,会馆开始安奉关圣帝君之神像于堂中,以供邑人恭拜,会馆之醒狮组及武术部亦在此时成立。”到公元1953年,会馆元老廖桂生提议:“会馆应设立关帝案作为同乡福利互助之组织,并订于每年农历六月廿四日庆祝关圣帝君宝诞千秋,举行联欢宴会,藉以促进乡谊团结,对会馆有钜大之帮助云。职员会接受廖乡亲之献议,遂于1953年组织关帝案。”

亦有些关帝庙原本就是由乡亲在地区上建立的神缘兼地缘组织,以神庙的态势出现,成为乡亲在当地互相认同与联系的重心机构。如玻璃市州的关帝庙,本来是广东先贤李锦甲必丹三人领导同乡所建,到了20世纪初,方才有先贤罗善庆建议重修,并联络其他本地和外埠广东人,在此基础上建立当地的广东会馆。

深入地看,华人要确立集体对异乡土地的拓殖主权,更需要确保成员互相忠心义气。可是东南亚的华人同乡组织作为异姓同乡长期盟约之载体,其成员都不是血缘宗亲。因此,不论在会党公开活跃的初期,或者是会党退居地下以后,同乡组织要复制会党的拟血缘联盟,都不妨强调关帝异姓结义的模范。尤其在19世纪80年代末期,英国殖民地政府开始取缔会党,同乡会馆必须延续会党照顾成员功能,同时间会馆也得转化成为纯粹的社会福利组织,这期间会馆组织的最大特征是去会党化,包括放弃原来会党性质的请神誓盟以及武装组织,由此更需要会馆教化成员“忠”与“义”,发挥调节成员内部社会秩序的作用。自此之后,如上述槟城顺德会馆是在1885年引进关帝的同时也组织狮团和武术部,不同会馆纷纷以关帝名义举办各种项目,显见关帝作为会馆的集体崇拜对象,并非减轻而是加重地位。

三、延续会党未曾放弃的价值信仰

南洋的华人会党虽多,但大都是缘出天地会而号称本身源自洪门“五房”的其中支派。因此,南洋会党的关帝崇拜也不离天地会的传统。就洪门内部而言,“关公”名号固然一再出现于入会仪式以及日常盘根问底的对答诗句,但洪门的创会祖神崇拜方才是会党不与他人共有的核心信仰对象,关帝崇拜则是会党引导会众的楷模性质神灵。洪门入会和日常祭祀主要以洪门诸祖为对象,保证了洪门传统不至于和其他神前结义的组织互相混淆,而洪门崇拜关帝,则是为了印证洪门五祖以至洪门组织与理念的合理,显彰着组织的神圣与正统。正如《请入忠义堂诗》所说,洪门视异姓结义为有益继承传统道义的行为,比喻为“刘皇请我到华堂,关张义弟保君王,孙曹多少英雄将?桃园结义保明皇。”当会党诗句要求的组织价值观是“效古”于关圣的“桃园忠”,它已经将成员抱成一团的存在意义提升到“保明皇”,于是春秋大义才是会党的终极意义,如此即说明洪门的存在并不止于维护成员眼前的短期共同利益,而是天经地义。

值得注意的是,已故温梓川老师曾在1984年发表《埋没了的洪门致公堂——兼述与槟城惠州人渊源极深的振汉社、联胜堂》一文,从文中脉络可以明白,即便会党的社会功能转化到由会馆负担责任,原来的会党仍然可能潜藏在会馆组织的背后。在历史上,惠州会馆的前身惠州公司在19世纪马来亚会党内战时代原是参与洪门义兴公司的联盟,义兴公司向英国殖民政府提呈的申诉书等公开文件有些是以“惠州公司”名义发出的。而温梓川上述文字则说过:“致公堂脱离了惠州公司之後,时间正是1913年,(会馆)着手重建工作,将面对社尾巴刹的一段馆址建成两间屋业,将会馆的大门改建在咸鱼埕,成了今日的风貌,新会馆於1927年落成,从此与致公堂完全脱离了关系”。

温师文中也说:“到了致公堂的第五代传人温宗锦,为了社团注册问题,将致公堂分作两个公开注册活动机构。一为振汉社,设在汕头街八十号。社员多属致公堂的功夫教头……当年孙中山先生来槟宣传推倒满清皇朝,在汕头街作街头演讲,便是在振汉社对邻的旷地。即现在的新亚旅社所在。致公堂就尽了保护之责。其中社员胡伯珠其人又忝属政府的便衣警长,实在方便不少。振汉社外表与普通社团无异,内则供奉关帝偶像,上悬致公堂匾额。社员几全部为客属人士,其是惠州人占多数。金文泰任坡督时,该社始自行结束。由致公堂蜕化的注册社团为联胜堂。堂友多属石业建筑工友,都是温宗锦薛泗等的工人,因此又称‘石行’。堂内除堂友的神主碑位之外,便供奉关帝,致公堂的匾额悬在关帝神龛上面。振汉社与联胜堂石行在表面上是两个社团,其实内部却是一体的,依照当年一般人的看法,振汉社是致公堂的文派,联胜堂却是致公堂的武帮。”

致公堂、振汉社、联胜堂三者,其中联胜堂已经演变成为行业团体,包括它在槟城广东义冢山上为堂友建的总坟,亦自称“石行联胜堂”,可见会党本身的组织演变,又或者会党以各种名义成立的公开外围组织,也还是延续关帝崇拜。

如果观察槟城的屠宰业,可以发现到在槟城以顺德人为主的猪肉业者,包括其早期位于汕头街的屠业公会,亦是供奉关帝。这其中有受到顺德会馆自会党到会党时代提倡对关帝的集体信仰影响,也涉及业者对桃园结义主角的理解——他们认为张飞出身卖肉屠夫,张飞的后辈当然希望关二哥继续如同爱护张飞小弟一般支持大家。

此外,过去与会党组织有渊源的崇拜场所,也一样会延续关帝崇拜。在这些场所的关帝崇拜形式,其实又可以视为洪门历史渊源的见证。其中较具体的例子,有槟榔屿本岛的“名英祠”,以及在槟屿对岸峇都交湾地区的“万世安”古庙。

在槟榔屿本岛,原属洪门“二房”的义兴公司,在槟城留下了定名“名英祠”的祠堂,祠堂于会党遭禁后转化成纯粹的集体祠堂,它的两进式建筑,至今前厅供奉了关圣帝君,后厅才是列位先人的神主。20世纪初,“名英祠”的早期信托人曾经按照天地会追随的郑玄注释《周礼·宰夫》所谓“牢礼之法,即是三牲,牛、羊、豕具为一牢”,以三牲大礼敬祀关帝;可是,由于此地的会众多有“拜观音不吃牛肉”之俗,其俗或甚至盛行在“名英祠”设立之前,此地的“三牲”早已变成烧猪、鸡、烧鸭。

而在槟榔屿对岸的峇都交湾,原本是北马潮州人参加义兴公司的最初开发地区,镇守其地的“万世安”古庙也是槟城潮州会馆以及邻近诸多玄天上帝庙宇的香火渊源。值得注意的是,庙中附祀的关帝像神龛上写着“忠烈扶炎汉,神威镇大清”的对联。此像据说是从过去当地洪门总部的“五祖庙”移到庙中。关帝像的脚部造型和主祀的玄天上帝的脚部姿态一致,都是左脚趾向天,右脚趾指地,暗喻“天地乾坤”。

以上所述,足以说明会党关帝崇拜的持续力顽强。会党在当政者主导时局的压力下虽说因此演变出诸种对外形态不一的组织,但关帝崇拜出现在这诸种组织之中,成为主祀或附祀的神明,既是可供追溯历史渊源的符号,又是无声的立场表态,表述着会党原来标榜的民族价值观。并且,会党不仅是通过在各地成立关帝庙掩护组织和寻求在社会上的公开活动空间,其成立关帝庙的香火崇祀亦演示关帝崇拜,价值观会在眼前现存的组织中延续下去。自20世纪以来,各地洪门组织不论是转入地下,又或者是以半公开名义注册其它外围的组织,关帝崇拜一直都在反映会党原本应当服膺的“忠心义气”以及“春秋大义”,是会党维护其持续存在意义的外在象征。

四、凝聚宗姓联盟的神人血缘亲近

在并非强调关姓血缘的会馆、会党,关帝的地位已经极为崇高,如果回到关姓宗亲互相之间的血缘联系,关氏宗亲不论是从慎终追远或者是从崇功报德的角度出发,当然也要重视关帝作为宗姓先贤的地位。关氏后人不必要每个都是关云长家族的直系子孙,但是关姓子弟认定本身和关帝同宗共祖的“人——神”血缘关系,促进人们与神明的亲近感觉。这种感觉又不是关氏子孙所独有,《三国演义》的盛行更是推波逐浪的促进民间刘关张三姓或刘关张赵四姓的结盟,让四姓联宗从《三国》的传奇说法找到历史的、神圣的根据。当三姓或四姓后人效法三国故事中所叙述的四姓血缘先辈之感情,联宗结社,关帝作为四姓公认的“祖神”,其“忠”与“义”也是联宗精神的首要象征。

1963年9月在香港成立的“世界龙冈亲义总会”,其会史说明,龙冈亲义既是地缘性又是亲缘性的世界性组织。按其介绍,龙岗名称起于逊清康熙初年广东开平县单水口地方的龙冈古庙,庙内供刘、关、张、赵四先祖神像。目前,各地龙岗会谈及创会来由,也多引用《广肇通志》记载《龙岗古庙记》之原文:“昔人言,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是知深山大泽之内,亦有英灵神物之凭居。惟斯地也,脉出云山,气连珠海,盘旋起伏,势若蟠龙,中有一小冈,若龙首之昂空,故老传言,每当风雨晦明之夕,恒见冈山云雾迷蒙,直升霄汉,若有神物嘘气于其间,因名之曰‘龙冈’焉:业权本属山草步乡刘姓所有,附近各姓以其地有灵气,知为龙脉所锺,均欲据夺,刘姓族小,以强邻虎视,恐酿争端,乃集刘、关、张、赵姓四人士商决兴建祠庙于冈上,塑奉汉昭烈帝,关壮缪侯、张桓候、赵顺平侯、及诸葛武侯诸神像,并名之曰‘龙冈古庙’,以社觊觎者谋。斯乃龙冈古庙得名之由来也:爰沘笔而为之记。康熙元年里人翰林院编修刘文举撰。”

由此可见,龙岗总会最初来由是中国开平一处地区乡众地缘、血缘、神缘三结合联盟。该总会的会史谈到其演变发展也说:“缘龙冈之组织乃从此而发祥,该地为台山、新会、开平三县交界处、当地同胞列海外谋生者最早、我侨居美国之四姓宗亲、于逊清光绪初年即于旧金山布碌港首先建造龙古庙、宣统二年旧金山龙冈公所落成,为四姓侨胞联络中心。继则由美国各埠扩展至其它国家如加拿大、墨西哥、古巴、秘鲁以至澳洲各地区,均先后成立龙冈亲义公所……马来西亚十四个龙冈单位及四姓宗亲组织成为马来西亚龙冈亲义总会,新加坡刘、关、张、赵‘古城会馆’成立迄今已逾一百年。欧洲龙冈亲义总会亦于六十七年成立。目前世界各地有关龙岗组织者共为一百四十六个单位,拥有宗亲约三百余万人,占海外华侨总人数七分之一。龙岗宗亲遍布全球,一个宗亲团体有如此悠久历史,庞大力量,和世界性的组织,实开氏族团体之先河。”

无论如何,回顾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华人历史,新马各地三或四姓联宗的“古城会”组织不一定是渊源于广东开平县的龙冈古庙,其最初的成员也不以开平县人为主流,只是到了当代才和世界龙岗总会合流。回到马来亚会党内战燃烧不止的1860-1870年代,在马来亚中部,从森美兰到吉隆坡的战火都涉及惠州客家人主导的海山公司,他们联合赤溪客家人等属,苦斗同属惠州客家人却倾向义兴公司的刘关张赵族人以及嘉应州人;其中原因错综复杂,并且涉及地方土酋利益,但导火线在于当时吉隆坡甲必丹刘壬光病逝,叶亚来宣布继任吉隆坡甲必丹,但不获先前追随刘壬光的刘关张赵族人支持。刘关张赵族人质疑叶亚来的继承权,并认为他是不合理地吞并与处理刘壬光家业,后来便演变成叶亚来当年恩人张昌率领刘关张赵族人与嘉应州人对抗叶亚来。后人当然知道历史的结局是叶亚来成则为王,引进殖民政府参赞,重建吉隆坡成为现代化城市,但本文重点暂不讨论叶亚来是非功过。单就张昌能与叶亚来对抗多年,可见从惠州来到马来亚开拓的刘关张赵族人实力亦很雄厚,而且早在当时已经借助桃园结义传说形成联宗的力量。义兴与海山本属同根生,共同有崇拜关公的传统,但是标榜三国刘关张赵“古城会”的四姓后人拜起关云长,其感情显然不是建立在会党的凝聚力与价值观认同,还加了几分隔代亲缘的亲切感。

不论历史上桃园三结义是真是假,也不管在《三国演义》铺陈的“古城会”故事增删了多少情节,一旦刘关张赵后人接受影响,并因此互抱为联宗,确实是有利四姓增强一致对外的力量。联宗有利四姓族人现实世界的实力增长,或者是四姓更加倾向相信《三国》和需要推崇关帝忠义的原因,这股精神恰是宗姓联盟所需要以建立共同价值,而神道设教又是确保其贯彻的方法。龙冈总会解说:“何谓龙岗精神?曰忠曰义、曰仁曰勇,简言之‘尽己之谓忠’,‘行而宜之谓义’,‘博爱之谓仁’,‘见危受命之谓勇’。此四者亦为我国固有伦理、道德之精髓,龙冈宗亲视为立身处世之准则,造次如是,颠沛不违,其宗旨乃秉承刘、关、张、赵四先祖桃园结义,古城聚会之精神,遵奉先祖遗训,亲爱精诚,团结互助,共谋福利为鹄的。”文中的“四先祖”不一定真的是大家的血缘祖先,可是传奇似神话的事迹,以及以“神明即是亲人”作为联宗精神的楷模兼监督,促使关帝崇拜更能融入关氏族人或者龙冈四姓族人群体联谊的情境,较之任何神灵更有凝聚族人同心合力的优势。神人关系加上一个“祖”字,其崇拜心情也就变得既有权威又有亲切。

五、地方民众让祖先传统落地生根的信仰寄托

除了渊源于会党、会馆、关氏宗亲、刘关张赵联宗的关帝香火,马来西亚其他遍布大城小镇的关帝崇祀也不少。这些庙宇或神坛的规模不一,有些富丽堂皇,也有些可能只是借用住宅的前厅设坛,但大大小小崇祀关帝的场所遍及全马各处,凡有华人之处都能接触到当地或邻近的关帝庙,足于证明关帝信仰在马来西亚的普及程度。说到底,这些不属于会馆、同乡会党、宗亲组织渊源的关帝崇祀场所,其来源可能是个别人物从中国原乡带取关帝香火南下,逐渐由家庭崇拜或少数居民的共同祭祀演变发展,卒之成为地方性质的神庙。还有些可能是本地居民觉得需要,主动寻找神像供奉。像这一类不属于会馆/同乡会党/宗亲组织拥有的关帝庙坛,信徒来源也正好不似会馆、同乡会党、宗亲组织受到的成员认同局限,一开始便拥有向具体地区全体居民以至外地信徒开放的契机。

把眼光移向马来半岛以南,在柔佛州首府新山一带,以离开市区十公里山上的丹杯关帝庙历史最悠久,香火旺盛。丹杯的关帝庙香火,据说始于1920年代,当时地方上有居民苏远福其人,或称陈福,由福建安溪故乡带来关帝香火,安奉在自己家中。到日本统治马来亚的三年零八个月,当地人民度过备受战火的艰难日子,但陈福家居邻近的十几户人家却发现他们聚居的小范围居然平安无事,于是咸感觉到不可思议,认为可能是陈福家居的关帝显灵,众人便盖了棕榈叶盖成屋顶的小板屋,要求陈福把关帝像移入小庙给大家崇拜。以后到1968年,基于地区交通方便,邻近人口增长,信众才有扩建庙宇之意,形成现有庙貌。我们看它的对联“万古精忠贯日月,千秋义勇壮山河”,而庙前另外的石柱对联则说“此里故沿南岛钟声犹似汉家无,历朝尊为圣人庙食何论异地仅”,可见人们立庙的集体内心世界仍然要求延续祖先传统。到现在,庙方还主办了慈善救济基金会以及文化教育组。如此,庙堂的存在,不仅是人心的寄托、劝善止恶的场域,而且明确的可以及和信徒资源尽力支持当地人民社会福利。

再有一个例子是吉隆坡蕉赖地区的星安庙。在公元1940年以前,该庙的关帝金身最初是安奉在蕉赖九英里处的一间源自民间教派真空教的“空中教仙师坛”,后来神像又被一名善信谢夏请到他位于蕉赖十一英里后街菜园内的茅屋供奉,一直到日治时代之后,谢夏方才和其他信徒一起把神像和香火带到女信徒黄娇所献的庙地建立木板供奉,以后又定名“星安庙”。然而,星安庙也不是长期在同一地址,在英殖民主义者宣告马来亚进入紧急状态的反共战争年代,来自后街和双溪隆的居民都被驱赶到蕉赖十一英里美其名为“新村”的集中营,原来庙址邻近陷入无人状态,人们又把神明接迎到新村,一直到1970年代,星安庙方才搬回黄娇献出的原地,以后由信徒陆续出钱出力,逐步发展到21世纪初包括戏台、牌楼等建设的堂皇庙貌。星安庙庙方强调本身秉承关圣帝君的“忠孝义”精神,通过举办祝灯法会筹款等各种慈善福利活动,为附近火灾灾民筹款、捐献教育、济施孤老,包括捐助中国水灾的善后工作。

在各地的关帝庙坛之间,也有并非直接由中国分香,而在本地自发开设的庙宇。如位于吉隆坡甲洞地区的南华宫,成立于1987年3月15日,缘起于其主持庄文章之灵修体验。在1979年,庄文章在梹城车水路观音庙附设的九皇大帝斗母宮,奉神谕命,将关帝香火请到吉隆坡吧生路华联花园家中,以后庄文章在1982年搬家到甲洞花园,又在1985年搬到焦赖太子花园,期间一再感应到关帝要他开坛,化家神为公坛,但他都不肯。直到1985年庄文章病倒入院,其妻替他祈求关帝,终于在阴历1987年3月15日命名南华宮,正式开坛办事。

庄文章在信众支持下成立公庙,是针对社区群众服务,信徒除了可以按规定的时间到庙里求神问事,庙方更强调以《桃园明圣经》作为信徒学习做人做事的范本,认为一旦人们了解三纲、五常、四维,八德,不论儒、释、道修行者都可以根据这套价值观崇拜关帝,让人们通过学习经典感应关帝关于忠、义、仁、勇的教导,在世间修行。南华宫的关帝崇祀,是建立在结合义理教导的基础上宣扬崇祀仪式如何能合情合理,显然是针对文化教育水平提高的青壮年一代。

又有如马来半岛北方高渊市樟角区南天宫关圣帝君庙,庙方所供奉的关圣神像原本是1983年威省南部一位养鸡场场主搬迁后弃置的神像,被一流氓抱去求横财失败后准备遗弃在道旁,创坛坛主胞弟陈德松当时仅十五六岁,发现该流氓的动作后要求转让,还被勒索分期付款马币50元,方才有机会把神像带回到家里,在门外大树的枝杈之间搭建神龛供奉;1984年某天,当时坛主陈德洲忽然感应到关帝附身,并宣说帝君要镇守当地压制孤魂野鬼作祟,于是家人支持坛主在家旁建庙,以后四乡群众经常前来求神问事。庙务发展到目前,许多信众都愿意出钱支持购地扩建,因此该庙理事会主席周如隆也提出要向当政者争取批文,准备在当地建立东南亚最大的关帝圣像,以庄严形象吸引四方各国重视关帝信仰,发展该庙为宣扬关帝教导的传播中心。

当这类关帝庙坛成为所在地居民生活中熟悉的印象,其民间性质更具落地生根具体地区的优势;同时之间,这些庙坛的存在也反映出文化传承的努力。信徒将自己熟悉和信仰的神明供奉在自己打算长久居留、传宗接代的土地上,是依赖自己对神明的信任,将神明佑护的土地变成自己信任的土地。神明在地方上坐得安稳,就等于自己在地方上的安身立命得以保障,包括文化与价值观的归向,在新土地上也无殊于故乡土。神庙的重修扩建,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族群文化和神明代表的价值观念在当地扩大影响的机率。尤其是庙宇切入地方慈善与福利工作,则无疑是有助当地社会调节稳定,又确使地方上的关帝崇拜息息相关地方社会在现实中的正面需要。

六、后语

从马来西亚诸种渊源的关帝崇祀寻找当地信众的信仰理由,关帝象征的“忠”与“义”迄今是关帝崇拜得以延续的重要因素,人们由此认知为何大众普遍崇祀关帝,也解释自己崇拜神明合乎道德教化。这是关帝崇拜带动了信仰者从心理建设到文化认同的积极影响面。但是,每当不同的群体各自根据本身尊崇关帝的目标去组织集体崇祀,各组织对关帝的信仰是各自讲究各自的特殊需要,大众又都相信关帝会在冥冥中照顾信徒。所以关帝崇拜一旦落实到不同群体的崇祀情境,关帝也就被各别群体要求他扮演着不同的特殊身份。

关帝在关姓子孙的心目中,是同宗共祖的先贤,到了关姓以至刘关张赵四姓联宗,他就成为集体祖先崇拜的对象,代表着四姓历代祖先的最高荣誉;再到会党之中,关帝又是异姓联合的楷模神灵,在会党以至会馆拟血缘结合的传统中是拟血缘道义的象征,以及监佑大众贯彻传统价值观念的神灵;当关帝走到各个行业里头,他也可以成为行业的保护神。这样一来,崇祀关帝的群体,无疑是多种形式的存在。最后,由于到达马来西亚开荒辟地的华人先民,冀望关帝能保护他们在马来西亚土地上安身立命、成家立业,以至衣锦还乡回去探访祖先土地,关帝实际上也可以成为华人群体开拓的一方一地的地境保护神。再加上大众互相看到关帝能够普及保佑不同群体在各种事态的多功能,关帝的财神形象也愈加鲜明。如上述槟榔屿香山会馆在19世纪初期即以关帝代替财帛星君,又如上述马六甲茶阳会馆在会史提到20世纪中叶重修,亦是以“关帝财神”并称。

关帝在南洋,不只被人们供奉在家中的大厅,也供奉在商铺和工厂的重要位置,神明号称“关圣”,既讲究道义又保佑生财有道,可谓是义利结合的完美理想。

事实上,来自不同原乡的人群、到达不同地区的开拓群体、尤其是由华人各方言帮群形成的各种组织,不论是会党、会馆、行团或宗亲组织,各自所供奉的关圣帝君,都是见证着各个群体先辈在异地同生共死开拓垦荒的历史,包括其中不少无名英雄牺牲在毒蛇猛兽、瘟疫热病、血腥械斗。各群体对关帝的集体印象可以来自各自的集体记忆,但毕竟起始和终点都是依靠“忠心义气”这一价值观,群体才能持续。当马来西亚华人历史上的各种群体,特别是会党和同乡帮群从时势所迫而互相对峙的局面走向当前强调的和谐合作,大家从各自关帝信仰累积了许多关帝在各地显圣救人的传奇,就逐渐变成全体信众可以互相分享的信仰经验。

进一步来看,马来西亚近半个世纪出现许多并非从中国大陆分香的关帝庙宇,也说明关帝崇祀以及其所反映的文化传统、所代表的价值观念,符合当地华人在东南亚塑造自我认同的需要,因此才会演变出现本土化的传播倾向。像南华宫等庙宇强调关帝文化的思想内涵,会吸引到受过高深教育的知识界关注,也说明它至少吸引了部分人们,成为他们在功利社会资本竞争世界寻找自我定位的精神指导。

当所有关帝崇祀场所的传奇故事都是以华人开发东南亚的段段记忆作为背景,历史或传奇的叙述其实也有着潜移默化大众本土认识的功能。每个地方的神庙历史或传奇都在述说着华人过去以来在当地的努力,现在也是在反映大众承先继后的努力。马来西亚各处的关帝庙也许各有各的源头、各有各的历史曲折,不变的是关帝之所以会成为神圣的教导,提醒人们重视“仁、义、礼、智、信”的实践。(作者:马来西亚道理书院院长王琛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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